我對Alexandra Lin 的澄清與回應:
首先，你要的是菁英教育還是華德福教育?
再來，經典的東西若真的是經典，孩子長大後也會去親近，不用太揠苗助長。
每種語言都有每種語言的民族性與音樂性，客家四縣腔就很柔，沒有海陸腔來的強悍霸氣，同一種語言說在不同的地域，就會有不同的感覺。
語文教育，就是要把這種對語言的敏感帶給孩子，這樣，即使聽不懂某種語言，孩子也能從中感覺到這個民族的價值觀與形成背景。
孩子是活在未來的人，所以選取能觸動人心的現代散文，會比用古文更能喚醒孩子的同感，我們總不希望用反感來驅趕孩子對語言的探索與熱愛吧!
靈性科學入門當中有提到匈奴人用星芒體感染歐洲人，引發黑死病，請你好好領略一下人的四體，還有不要那麼物質化地解釋所有東西。
當孩子開始發展星芒體，如果給予星芒體如何從動物性過度到有人性狀態的示範， 對孩子會比較好。文學當然不必然是跟著政治發展的，會晚個幾年到數十年不等，所以選文的期間可以拉長，不用那麼拘泥。
唐朝是相當國際化且胡化的朝代，而遊牧民族肉食為主，這會造成星芒體上強烈的不穩定，而宋處江南，米食的文化會帶來一種星芒上的穩定，比較不容易衝動。唐朝星芒性雖強，但卻願意同化與包容，所以唐朝才會萬邦來朝，文化也才能遠播。唐宋的文體發展都很成熟，雖有格律，卻有中文中講求方正、對仗的音樂性，所以個人以為是比較恰當的取材時期。元朝也因為肉食的關係，星芒奔放歸奔放，但卻充滿猜忌、不穩定，正好符合青春期孩子想挑戰成人的蠢蠢欲動；至於清末民初，人心非常浮動，因為帝制瓦解，民主又還沒有真正起來，大家都為著私利私慾，但那時代中國的星芒性的確是擾動的。林紓完全不懂外文，卻能翻譯外來文章，那時的中國很沒有自己，因為自己已經無法應付外來的逼迫，所以對外國來的一切事物都會狼吞虎嚥、照單全收，這也是清朝會派很多頂尖的人物到歐美取經的原因之一。林紓用文言文，正好可以證明當時的人們想將外國的東西中國化的心路歷程。清朝的白話文體也有一定的水準了，紅樓夢就是一部巨著（當中也提及了一些的洋玩意兒，所以那時西洋文化也進口到上流社會的生活裡了），更何況是晚期作品，白話也會更成熟。五四文學運動，是一種「更白話」的文學運動，因為白話文學元明清時期就出現了。五四運動，是中文「化簡為繁」的關鍵時期——當時歐洲文學嘗試捨棄語法構句的框架，讓文字書寫更大膽自由，歐洲其實在嘗試著中國上古時期文字書寫格式的極"簡"化，而在中國，卻玩著文字書寫格式的極"繁"化。中國因為早期文字紀錄都在不容易鐫刻的媒材上，所以以「言簡意賅」為用字書寫的準繩，也因此一個字可以擁有多層意涵，這也相對造成訓詁、釋義、考證上的模稜與困難。中國講究凡事定於一尊，而單單文體的格式就耗弱掉很多文人的心神，哪有餘力講求思想上的破格? 中國思想上最燦爛、最不受拘束的時候，應該是春秋戰國之前。所以中國的文章向來都是文飾，才能維繫表面的和諧。五四運動的一個核心就是讓文字對自己忠實，「我」的地位提昇了。這也是華文社會自我意識抬頭的濫觴。對「我」的重視，也是受西方價值的影響。科學切斷了人與靈性世界的連結，科學也因此被人推崇到以為是世界的全部。但五四之後文學上的過份西化，也造成了八零年代後期文學中的鄉土意識，所以五四運動仍有不可磨滅的功勞。而這個需要意識到「我」的過程，也是這階段的孩子需要的，但無限制地膨脹「我」，卻也是世界動亂的根源。五四時期，因為進行了大量文化與思想的移植，因此工業化、科學性的概念也因此進入了中國與中文系統（我指的是觀念，而不是實體的工業）。而工業化的特點是像機器一樣：重複、單調、可以拆解，而這種特點是不利於語言中天然的音樂性的。無論如何，這時期的作品可以幫助孩子看到星芒上跌撞、摸索的過程，也會幫助孩子更留意我們近代語言在音律上的變化。
動物性中有好的成分，或者我的用語該用「野性」替代「野蠻」，因為「蠻」還有貶低他族的成分。愛是星芒的作用、恨也是，所以不能說因為有星芒性就不好，在此特別澄清。
我在各科上面的造詣的確沒有你深，但仍希望這些能解釋到你的疑惑；不過，華德福並不要求走得那麼學術與專業。主課程要橫跨多方領域，對老師而言，也是個人的極限挑戰。老師也願意把生命的養分提供給孩子，更何況，華德福的老師比體制內的辛苦很多。培訓出一個華德福老師並不容易，老師也要養成，甚至帶過一到八年級三輪以上，老師還不見得有教學上完全的把握。可不可以請家長也珍惜老師的付出與用心，多肯定老師，而不是將未來可能的老師宰殺殆盡？